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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看下来，非常精彩，学者写历史，少不了文献考究，但贵在不失激情，很多学者写书，旁观者，冷静且寡淡，缺少读下去的激情。
所谓读一遍不如抄一遍，抄一遍不如写一遍。于是作者就写了起来，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比写一本书更有效地条理自己的思想了。
外患又来了
皇帝信任叶名琛，中英已经开展，他才仅上了六篇奏折，而且他完全颠覆了广州的战况，明明是一败涂地，竟被他说成是屡挫敌焰。
与当时绝大多数官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，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，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。既然我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，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！他早就看出咸丰帝是左右摇摆并无定见的主子，一旦报告真相，很有可能被撤职。新派大臣主持其事，很有可能对外示弱，局势岂不变得更糟？再说，轰破了城墙，损失了几条战船，伤害了几名士兵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当年十万红兵围攻广州，局势比此严重多了，我不也硬挺过来了吗？按照传统道德，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，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琛却认为，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。
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，叶名琛敢于作伪，不仅是一种自信，而且也因看出咸丰帝的心思。在广州城陷时，他终于说了一句心中的真言，“有人劝我具疏请罪，不知今上圣情，只要尔办得下去，不在虚文请罪也”。 (34) 强烈的责任感，使得他擅权自专。本是主管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，正是利用咸丰帝的过分宠信，利用咸丰帝倦怠政务，成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决策人。在广州的外国观察家称这位太子少保、世袭一等男爵、体仁阁大学士、两广总督、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，是大清朝的“第二号人物”。 (35) 且不论此说是否可靠，但从前面已介绍的修约、亚罗号事件等交涉来看，咸丰帝已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至少在这些事务上，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号人物。
叶名琛的所作所为，被时人讥讽为：“不战不和不守，不死不降不走，相臣度量，疆臣
抱负，古之所无，今亦罕有。”
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最初阶段一切失策，基本都可以归罪于叶名琛。
公使驻京问题
1858年1月9日，被英法联军羁留于观音山的柏贵，在刺刀的簇拥下回到巡抚衙门“复职”，与所谓的“英法总局”共同治理广州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权。柏贵尽管名为“巡抚”，然已无行动自由，旁人前往探视亦不得。广州政治实由“英法总局”的英方委员、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人操纵。
广州城陷的消息，随着南来北往的商船，很快就传到上海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。此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恐战火北延，主动派下属去与英、法等国领事联络，宣布了一项让英、法都感到诧异的消息：“粤事应归粤办。上海华夷并无嫌隙，应当照常贸易。” “粤事应归粤办”，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观念。他们将英法两国在广州的军事行动，看作是广东省与英、法之间的战争。既然江苏官员与英、法关系和好，上海就不应当开战而成为第二个广州。
何桂清也将此想法向咸丰帝报告，提出了具体的理由：一是每年约百万余石漕米由上海放洋，上海已成南漕海运的中心；二是上海每年对外贸易的关税达数百万两；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当大的数额。 (4) 前一项牵涉到京城的粮食供应，后两项实是江南大营等处清军的军费所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项何桂清此次没有说，但江苏的官员曾多次上奏过，那就是上海一旦开战，清朝势必陷入两面作战，若“夷人”与“长毛”联手，东南局势将不可收拾。何桂清的主张居然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，上谕中赫然写道：上海“为海运关税重地，非如广东可以用兵”，“上海华夷既无嫌隙，自应照旧通商”。
与何桂清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当时的闽浙总督王懿德。他在奏折中称，如果英国军舰前来“窥伺”，“惟有责其恪守和约，析之以理”。 (6) 也就是说，只打算坚守条约维持和平，而不准备与之交战了。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。
由此而出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、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，而另一部分却与英、法和平共处。
本来按照国际惯例，两国交战，应该撤退平民、中断商贸、向对方封锁港口，并在一切陆地和水域进行全力拼死的战斗；而在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却出现另一番景色，酒杯照举，生意照做，一切与平时并无二致。它们是交战国中的“和平区”。而上海尤其突出，清朝的官员与英、法官员往从甚密，有时还称兄道弟，上海港依旧向英、法军舰张开怀抱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。
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，咸丰帝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。
不平等对待国家
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，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，须分清天子与诸侯的关系。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，即使出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，那也必自称“正统”，视对方为“贼”，表现出“汉贼不两立”的气派。
文化礼仪冲突
当时的西方人认为，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，是一种污辱，表示着臣服性的宗藩关系，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。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，但在当时的“天朝”是非常之事，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。
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。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“礼”。“礼”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，其准确含义在今日已无相同的概念，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，是统治的标志。由于它的功能特别，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“礼”部，主持王朝的典仪。
后续咸丰帝的操作
桂良等人到达上海后，首先向英、法使节宣布大皇帝的“新恩”——全免一切海关关税，鸦片开禁合法输入，让“各夷感服”，然后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、长江通商、内地游历等《天津条约》载明的条款。“夷”人最嗜利，唯有以利诱之。有此获利无穷的浩荡皇恩必起震撼性的惊喜作用，那些视利如命的夷人岂能不感恩戴德。在此气氛下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，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。退一步说，一切争端的根子还不是为了利，有此恩惠，争端自然消弭，“夷”人也不必一次次北上天津诉说冤屈，公使就没有必要驻在北京。咸丰帝显然对他的这一计谋非常得意，宣称“此为一劳永逸之计”。 为了消除政治上的祸害，经济上受一些损失，咸丰帝是不在乎的。君子讲究的是“义”，只有小人才注重“利”呢。
这真是惊人的误国之举！咸丰帝竟然以现实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他心目中最大的“国家利益”！
圆明园的硝烟
也就在这个地方，我突然感悟到，对于盗贼的横行，批判固然有理，固然义正辞严，但又是无用的。既然盗贼不可能被消灭，重要的是研究防盗措施。因此，我在这本小书中，对咸丰帝和清朝的批判甚于当年上门抢掠的英国、法国、美国和俄国。
近些年来，修复圆明园的呼声日益响亮，这又使我感到另一种凄冷。荒芜的圆明园是我们民族脸上的伤疤，提示着当年的耻辱。在我们这个民族尚未强大到能够拒绝一切耻辱之前，千万不要用人为的整容术，来抹掉这一伤疤。
一个民族的历史，有过荣光，也会有耻辱。荣光使人兴奋，耻辱却让人沉思。我以为，一个沉思中的民族较其兴奋状态更具有力量。
结语
书的最后，有一段结语，个人感觉很精彩，所以摘抄下来
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位子。如果能够找到它，占有它，那是人生的最幸。与此相反，一个人占有的位子，若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才能，那是一种痛苦。具有同样痛苦的是，一个人坐在其才力不逮却又下不来的位子上，除非他每日只是混日子过。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，结果事事与愿望相违，那几乎是一种人生的自我折磨。
咸丰帝奕詝就是后一类不幸的人。他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材料。就他的个人历史而言，凡是当时和后来被证明为有效的举措，如湘军、厘金、总理衙门……都不是他的创造，也都不符合他的思想；凡是他尽心尽意制定出来的政策，如怎样镇压太平天国、怎样对抗英法联军……却全不可行。他在位十一年零六个月，时间可谓不短，但我们找不出一项可以称道的大决策、可载史籍的大功绩。皇帝当到这种份儿上，那就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了，而是连带整个国家陷于灾难之中。
咸丰帝不认为自己当不了皇帝，是因为他确实也不比许多人差。可以说，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知道的要多，他只是不知道他所处在的时代。
今天的人们当然看得十分清楚，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中国进入了另一种时代。这种历史的必然，不以个人的意志转移。一个人若想有所作为，就得适应于这个时代；而当时的中国若要跟上这个时代，须得来一次大的改革。咸丰帝一切举措，无不是墨守祖制，背离了时代，那必然碰壁。
由此来观察咸丰帝奕詝，恰恰是一种奇特的姿态：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，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，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。
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，而是当时中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悲剧。要解开这一历史的结扣，须得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。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位伟人？我不清楚。但我可以肯定，若有这么一位伟人，也不会坐到为中国航船转舵的位子上去。当时的中国政治不具备这种可能。由此而论，我们还能指望咸丰帝什么呢？我们还能指责咸丰帝什么呢？今日在我手中的看来理由充足的期望和批判，在当时又有几分可行？能否摆脱“历史风凉话”之讥？